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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对话张邦鑫:同行是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

继 GES2017 后,在近日的GES2019未来教育大会上,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和好未来创始人兼CEO张邦鑫再度同台,探讨教育,来看看他们都说了什么:

主持人:2017年的GSE教育大会上,俞敏洪和张邦鑫形成了一个共识——教育是最大的公益,教育企业也要做公益。于是双方共同出资成立了“情系远山”公益基金会,现在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当时为什么想做这样一个情系远山公益项目,这两年你们觉得它取得最大的成果和效果是什么?

俞敏洪:我可以先说,昨天我们刚刚开完情系远山的慈善晚宴,还捐到了300多万人民币,都是为了乡村的孩子们。

起源其实是上一次论坛,很简单。有一次我跟张邦鑫两个人喝咖啡,聊完工作上的事情,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怎么样帮助贫困地区和山区的孩子们。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两个机构,每个机构出5000万人民币成立公益基金,通过这个公益基金把好未来和新东方好的系统和好的教学资源输送服务于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做情系远山的原因,首先当然是跟科技进步有关。因为如果没有科技进步,就不可能出现情系远山这样的项目。

后来这个情系远山成立以后,我们觉得应该把更多相关的机构(尤其是民间机构)吸纳进来。所以后来又有十几家机构,都是在市场上比较有名的、有一定实力的培训机构和其他的相关教育机构加入进来。通过两年的实践,现在情系远山已经为接近10万名农村小学孩子和农村高中孩子进行服务。主要是做以下两个项目:

第一,小学阶段的英语教学。

第二,高中阶段的教学。因为高中阶段农村孩子同样也面临高考,我们的目标就是利用两家、三家机构的老师资源,帮助农村孩子从高考中走出来。

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我和张邦鑫在业务层面是良性竞争,在公益层面和战略层面是精诚合作。

张邦鑫补充一下。我通常是提供情怀,但是张邦鑫能够提供解决手段。

主持人:刚才也提到了好未来非常擅长科技赋能教育,接下来请张邦鑫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教育整个的大行业中,我们如何用科技更好地去赋能教育。

张邦鑫:其实刚刚俞敏洪老师基本上都讲得很完全、全面了。

因为我和俞敏洪老师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属于学习改变命运的一代。但是为什么到这个年代才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包括在座的各位,中国从来不缺乏有心去帮助到贫穷山区孩子的人,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缺少支持的资金。但是其实缺少的是有效的连接手段和真正能落实帮助到他们的方法。

过去几年由于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帮助的可能性出现,并且它的有效性可以被检验。

具体来看,技术带来的一些以前没有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工。在技术背景下,分工的意义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小时候看病,不管我是感冒还是发烧,也不管病人是一个孕妇,还是要做手术的人,都是给你把脉。今天我们去医院其实是要分诊。我们教育行业以前是没有这种分工的。严格地讲也有分工,比如说分语文、数学、英语这样的一种学科的分工。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分工。比如说今年比较热的双师大班,就把同一个学科的老师分主讲老师和辅导老师,辅导老师将来还会分得很细,比如说有的老师负责答疑,有的老师负责跟家长沟通,有的老师负责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将来这种分工会推动教育,因为没有分工就无法在一个领域里面做垂直纵深的深入研究,很多技术和科学用不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变化。

第二,互联网的杠杆以及网络效应。互联网的杠杆使得一个老师可以给100人、1000人、1万人,像俞敏洪老师可以给100万人同时讲课,网络的杠杆不等于网络效应,网络效应是可以让社会上人人为师,可以让每一个人既做学生,但是他又可以当老师完整参与进来,这就调动了全社会的教学资源。

第三,内容加上数据就会产生智能,这种数据智能,使得一个好的内容,它本身就能像老师一样跟学生进行智能的交互。

这三件事情就使得我们情系远山把大城市的好的教育资源,输入到边远山区。再加上结合当地情况,当地的辅导老师,能有效地让当地的学生学到跟北京、上海类似(我只能说类似,很难说完全一样)效果的学习。所以做公益这件事情的前提是,相比于之前,它更为有效。

俞敏洪:补充几句,张邦鑫讲得真的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的风格不一样了。张邦鑫一说就是说特别实的,我一说就说特别虚的。

我觉得我不太懂科技,所以在新东方谈到科技我是完全没有资格发言的,但是我觉得几个优势肯定是明显的。

第一,无边界、无空间、无时间的限制。这件事情在情系远山上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我们曾经试过,把录播课给学生看,和直接同步直播让学生听,学生的兴趣完全是不一样的。学生发现对面是录播的时候,兴趣明显下降,他觉得那个老师不是我的,当学生们发现这个老师是同一个时间在北京、上海几千里外的地方对他们上课的时候,学生的兴趣立刻就起来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这种区别要小一点,因为成年人是主动学习者。我们不管是得到上的还是喜马拉雅上的,还是其他的课,只要我们自己想听,我们都会兴趣盎然地听,这是孩子和成人的不同。

第二,精准教学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也非常重要。我们成年人在一起的时候,听得懂听不懂你可以自我调节,孩子不是这样的,如果孩子听不懂的话他就不听了。

我们的教课对孩子进行分层,这样的话老师对孩子们的水平是可以做到精准了解的。老师讲的时候就知道应该讲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哪里讲得细一点。未来,我们可以逐渐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更加深入地应用到公益项目中间,能够非常精准地确定哪些学生是属于哪一类,应该怎么给他们上课。

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现象。如果说让这些孩子们自觉地听这样的课的话是有难度的。因为孩子的专注力不可能做到自觉地把所有的课都学完,所以需要双师模式,就是说线下有老师监督他们学。不光是情系远山的课程,我们正常培训机构的所有课程,后面都有学管和老师辅导,因为不盯的话,学生有可能连在线的课堂都不听完就开小差了,课后的作业更加完不成了。

其实我们用成年人来做一个比较就明白了,在座的各位如果你们今天是在线上听会议,我不信你能从早晨9点听到现在。

这就是为什么面对面教学沿用到今天,依然比在线效果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在线能相比于面对面教学来说,依旧存在优势。所以在线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的学习效果问题。现在所有的机构都在摸索,我觉得这个摸索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随着对学生数据的精准定位,也随着把地面的这种辅导监督机制搬到线上去,其实到最后是能够解决的。

这也是最后情系远山那些孩子学习效果能体现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主持人:教育有很大的社会责任,它不仅改变了张邦鑫、俞敏洪两位的命运,它可能也正在或者将要改变更多人的命运,我想问两位老师。尤其是我们两位老师所从事的培训教育的行业,对于整个教育来说,它所担负的责任是什么。

俞敏洪:首先我认为培训教育是充满活力的,尤其是现在线上线下结合,线下教育、线上教育等等各种形式的教育。

教育的最终目的从来没有变过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我们培养一个完整的人:

第一,孩子成绩的提升,使孩子未来有更好的前途。

第二,家长其实是希望我的孩子通过不同的教育系统,变得对学习更加热爱、更加有兴趣。

我曾经跟家长聊过,你的孩子在学校成绩也不错,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新东方来培训,我觉得这个成绩不需要培训。他说我不是为了让孩子到班内考第一名。这名家长发现孩子到了新东方的班级以后,更加容易交朋友。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我的孩子在公立学校的班级里面是需要相互比拼的,基本上都是属于竞争者。同学和同学之间是属于竞争关系。但是到了新东方的班级里面来,大家好像没有这种竞争关系,因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家庭背景,也不存在竞争,反而在培训班交到了一些朋友。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通过新东方能提高一些分数,同时也能交到朋友,一举两得。

我觉得培训机构一方面是对公立教育的拾遗补漏。新东方多年来一直都是这么定位的,我们更多的是把那些有需求的孩子,通过适当的方式,从而让他们对学习的产生兴趣、热情。这是培训教育特别重要的一个要素。

第二,我们可以做实验。这个实验不是拿学生来做实验。我说的实验是我们可以用科技体系来做实验,不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科技手段,不同的数据应用。但公立学校可能就没有这样的资源、灵活性。我们培训机构拥有这样的灵活性,说不定一不小心就能够为国家做出来一些事情来,倒过来帮助公立教育去应用。我觉得这是培训体系要做的两个事情。

当然了,整个培训领域要提高整整一个层次才行,这个层次是什么呢?

第一,我觉得要从目的性上来提高层次。因为现在资本介入培训领域太多,这就导致很多对教育的内涵并不真正了解的人也冲进了教育。资本当然是好的,因为它能推动教育的研究、研发和发展。但是如果说纯粹是把它当做一个快速成功的商业模式来做,我觉得这个认识是要提升的。

第二,整个培训领域中间的教学研究水平和老师水平要提升,不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老师水平和教学产品的水平都要提升,因为教育领域承担了一个重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先收学生的钱,然后再提供教育。我们常常会发生很多教育机构做着做着做不下去了的情况,到最后的结果受害的不仅是老百姓,受害的更是这个孩子,孩子耽误了学习。这从良心上来说是过不去的事情。

在这个意义上,我跟张邦鑫两个人也聊过好几次。我们两家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账上存的钱,随时都可以把学费全部退完了,一分钱不少学生的,这是我们的硬性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国家的一些规范性的政策,和这一年多来对培训机构的整顿,给培训领域发展带来了走向规范,为培训机构发展铺就了一条良好的道路。

张邦鑫:我觉得确实俞敏洪老师讲得很全面了。作为培训机构,其实是给公办学校拾遗补漏。刚才俞敏洪老师讲到了,公立校没有做到的有些地方我们相当于做了补充。

除此之外,培训机构在科技研发方面确实做了一些探索。因为从某一个公办学校来说,它不可能投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朝着一个方向、一个相对还不那么宽泛的方向去做突破研究。

俞敏洪:这里面还要补充一点。一般真正的公立学校或者国家下面的研发机构去研发的话,是有明确的针对性。但是民间机构就有试错的空间,尽管有很多不成功的时候,但是中间只要有一个成功了其实就是大事儿。

张邦鑫:我觉得还有重点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的产物。我发现中国人特别重视对未来的投入(整个华人,或者中华文明影响的,包括我们周边的国家,像日本和韩国,都受到影响),比较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实际上这些国家也在很短的时间就发展起来了,这跟大家重视教育是有关的。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速度,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度,重视教育是非常划算的事情(不管对于个人、家庭还是国家)。

因此,它解决了很多的就业。除了这几年兴起的外卖小哥、出租车司机。我们还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就是我们的课外辅导的老师。这个行业每年大概要解决社会60到100万的就业,而且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应届毕业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本科毕业,至少也是专科。民办教育为社会解决了1000万人的就业。所以这个行业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和价值还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有人心里想着有一句俗话,叫所谓的同行是冤家。我想问两位老总,怎么看待新东方和好未来彼此之间(尤其是在培训行业和教育领域里面)的关系。

张邦鑫:我觉得竞争最好的方式是向竞争对手学习。

新东方其实就是在我创业第一天开始,内心非常尊敬的企业。我觉得新东方至少有这几点值得整个行业学习。

在那么多机构里面,新东方是第一个想明白,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学习的动力。让学生喜欢学习,而不仅仅是教给他知识。

第二,新东方最早想明白了,教知识不重要,教给他理想或者说情怀更重要。

第三,我到今天还没学明白的一点。新东方非常牛的是,新东方做任何一个领域,到目前为止几乎都是后发先制的,不要说俞敏洪老师不愿意犯错,因为大家犯错,你犯好错,我照着学,再过几年我一样超过你,我不着急。

因为新东方最早是做托福GRE的,后来做考研然后做留学,然后做K12,基本上他做到每一个领域,新东方体制内应该有一套方法,这套方法就是如何向同行学习,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超过他。

俞敏洪:我想说,我们两家确实是冤家,确实几乎在同一个领域互相之间的竞争对手。但是中国有句话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好未来和新东方之间,真的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冤家之间的又是竞争又是合作的一个特别良好的局面。当然人才之间也有一些互相的流动,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了。

而且我说句实在话,要没有好未来的话,新东方做不到今天这么大,因为新东方当时是唯一比较大的机构(在好未来上市之前),我们觉得上市了就是万事大吉了,就可以安心睡觉了,在好未来上市之前,新东方是没有K12的,今天新东方K12占据的是绝对大头。为什么我们后来要拼命做K12呢?就是因为有好未来在做榜样。

我只是想说,有这样一个竞争系统在,大家互相之间能够学习,而且只要不破底线,到最后还能共同一起做一些对中国的发展有用的公益事业,或者说是提供互相之间的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毫无疑问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总而言之,我希望我们做教育的天空稍微干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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